細讀全文，深感其最引人矚目之處就是整體貫穿了競爭政策的理念，在充分肯定競爭政策在“規范市場秩序、維護公平競爭、鼓勵市場創新、推動體制改革、提升市場效率和社會效益方面的重要作用”的基礎上，強調要“發揮競爭政策的基礎性作用，把競爭政策貫穿到經濟發展的全過程，推動我國經濟轉型和體制完善”。相信《規劃》的實施，必將加快競爭政策基礎性地位的確立進程，對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產生深遠影響。
一、競爭政策對國家體制轉型具有重要意義
根據國際社會共識，競爭政策就是為確保一個競爭性市場體系的維持和發展所采取的各種公共措施。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競爭政策的實施和調整，通常會使一國的基本經濟體制和格局發生重大變化。作為維護市場競爭的基礎性政策，競爭政策覆蓋經濟社會的各個方面，是國家經濟發展整體戰略的價值基礎。
在經濟轉型國家，實施競爭政策的意義集中體現在保護競爭、鼓勵創新、促進市場效率的持續提高，并通過開放市場、確保資源流動、增加消費者選擇、倡導公平競爭、約束政府行為等眾多政策制度，實現經濟轉型的最終目標。20世紀90年代以來，很多發展中國家陸續引入競爭立法與競爭政策，就在于競爭政策對其經濟的持續發展具有重要的支撐作用。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過程實際上也是催生競爭政策的過程。在這三十多年來的經濟體制改革歷程中，要素市場不斷開放，準入制度日漸完善，壟斷行業引入競爭，國有經濟改革推進，一系列對外開放、產權改革、放松管制以及鼓勵民營經濟健康發展的政策逐步發展成熟，不斷完善，表明我國競爭政策的體系正逐漸走向成熟。以市場運行規則為主旨的市場法律制度的實施，更是將我國競爭政策發展的成果推向制度化，對鞏固和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競爭政策以保障和促進市場機制不受干預的運轉為目標，因此，它既反對市場中的企業濫用市場優勢限制和排除競爭，又反對政府權力對市場運行過程的不恰當干預。可見，競爭政策對于厘清政府與市場的邊界、促進市場開放和鼓勵更具活力的競爭具有重要意義，而這兩大目標的實現，必然帶來資源分配上的公平與效率的兼顧，這與我國體制轉型中主要矛盾的克服高度契合。2007年頒布的《反壟斷法》第一次提出了“競爭政策”的概念，通過一些具體的規則對排除限制競爭的行為加以規制，這是競爭政策的最核心部分。正是通過對競爭機制的優勢進行發揚，對其缺陷予以匡正，競爭法達到了讓競爭機制充分發揮有效配置資源的作用。
但是，各國實踐表明，僅僅發揮競爭法的“事后調節”功能無法達到全面保護競爭機制，促進市場經濟持續發展的最終目的。除了剛性的競爭法之外，還要運用多種政策手段或工具才能實現市場機制的有效運行。對競爭問題的判斷永遠不是純法律問題，包括了政府用于決定和影響市場競爭條件的各種政策措施和工具等，應當運用多種政策促進和維護一個競爭性的市場，把更多的經濟政策納入到競爭政策的價值體系當中，讓具有其他目標的經濟和社會政策都盡可能地被“市場競爭秩序”目標所自然地吸納。《規劃》所涵蓋的內容及其完整的體系，顯示出與傳統市場監管的根本區別。顯然，這是一項全面維護市場機制的全新的政府規劃。
二、競爭政策應當成為我國基礎性經濟政策
競爭政策的核心目標是通過保護和促進市場競爭，確保競爭機制在相關市場發揮作用，從而提高生產效率和資源配置效率，增進消費者福利。一個國家如果缺少目標明確、體系完整的競爭政策，市場競爭過程很有可能會受到來自市場主體或政府部門的影響和阻礙。競爭政策就是以國家的持續發展和長遠目標的追求為底線，不受局部和短期利益的影響而改變，這就是將競爭政策定位于市場經濟基礎性政策的根本原因。
當前，我國社會經濟發展面臨嚴峻挑戰。一方面，我國處于經濟轉型發展的戰略時期，要求加快全面轉換資源配置的體制；另一方面，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需要尋求新的發展動力。中央政府提出的轉換發展動能的創新創業發展戰略，就是要激發全社會的經濟活力，合理配置市場資源，保持穩定增長，抵御周期性經濟下行。這是全面應對挑戰的重大決策，同時也提出了經濟政策體系的全面調整與轉換的嚴肅命題。
隨著一系列宏觀決策的制定，如《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關于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若干意見》提出的“強化競爭政策和產業政策對創新的引導”,在《加快價格機制改革的若干意見》中明確的“逐步確立競爭政策的基礎性地位”，在《國務院關于在市場體系建設中建立公平競爭審查制度的意見》中對政府限制競爭的政策制定進行競爭審查的措施等，充分表明重視國家經濟政策體系的轉變與重構已經成為當前的緊迫任務。確立競爭政策在宏觀經濟政策中的基礎性地位，突出競爭政策在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中的基礎性作用，目前已經到了實現這一轉變的檔口。競爭政策的理念必須貫穿于其他經濟政策，影響和約束其他經濟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這將是我國全面深化改革的強大的制度保障。這次公布的《“十三五”市場監管規劃》，就是“逐步確立競爭政策基礎性地位”的一個典型。
競爭政策的基礎性地位指的是競爭的基本理念影響和指導其他經濟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是“敦促其他經濟政策改善競爭環境的經濟政策”。競爭政策的基礎性政策的定位是由市場經濟本質特征所決定的。雖然經濟政策大多是政府干預市場、彌補市場失靈的公共政策，但是競爭政策與其他政府干預經濟的政策有著根本性的不同。堅持市場機制的作用，強調競爭是市場經濟的生命，防止政府的過度干預是競爭政策的哲學基礎。因此，競爭政策是市場經濟持續發展的保障。對于處于轉型時期的中國，競爭政策的實施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一是鞏固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的需要。競爭政策基礎性地位的確立，能夠推動更有效率地資源分配，這正是一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基礎性源泉。改革開放以來，我國GDP的年平均增幅達到了9.8%。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不同利益主體對保護競爭的各項政策（立法）產生新的分歧并進行博弈。若不重視競爭政策在一國經濟政策體系中的基礎性地位，很可能阻礙市場經濟體制的最終確立，影響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因此，當務之急就是在承認政策之間存在互相博弈合理性的同時，建立競爭政策的“基礎性地位”，讓競爭政策理念貫穿于其他經濟政策，影響和約束其他經濟政策的制定和實施。《規劃》正是體現了這一指導思想的積極成果。
二是矯正政策消極后果的需要。為了促成經濟體制轉軌，我國政府一直是制度變革的堅定推動者。在催化市場經濟發展中各項要素成熟的目標下，政府調動了巨大的行政力量給予針對性扶持，這造就了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奇跡”，但與此同時，也使“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中的行政主導色彩難以褪色，埋下了持續發展的不確定因素。如，在激活企業經營決策自主權的同時，國有企業也深度參與市場競爭，以致資本定位不清晰，影響了各主體間的平等競爭。又如，在區域政策和產業政策盛行之下，出現嚴重的局部利益權力抱團現象，要素流通的行政禁錮阻礙了在市場化定價基礎上生產要素統一市場的形成。由此可見，明確競爭優先目標，積極推動在其他經濟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過程中充分考慮競爭政策的因素是何等必要。
三是協調各項政策間關系的需要。我國的產業政策（結構政策、組織政策、布局政策等）在發揮其扶持產業和局部發展的功能之外，也留下了嚴重的政策依賴、競爭機制低效甚至喪失持續發展動力的弊端。對補貼、扶持和保護政策的依賴，使企業參與競爭的意愿以及贏得競爭的能力不足以支撐產業的成熟和持續發展。因此，應確立競爭政策的基礎性地位，在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貿易政策、外資政策等其他經濟政策發生沖突時，通過有效的協調機制以及結構調整來整合經濟政策，協力推動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三、《規劃》全面反映了競爭政策基礎性地位的影響
《規劃》的制定全面體現了競爭政策的深刻影響，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
（一）確立科學的市場監管理念
《規劃》依據“把競爭政策作為制定經濟政策的重要基礎”的要求，在尊重市場規則的前提下制定監管政策，實質上就是以有利于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監管理念為出發點，設定監管目標，運行監管權力，創新監管手段。《規劃》確定在“十三五”期間形成“寬松便捷的市場準入環境”、“公平有序的市場競爭環境”、“安全放心的市場消費環境”的監管目標，是對“充分尊重市場，充分發揮市場的力量，實行競爭中立制度，避免對市場機制的扭曲，影響資源優化配置”競爭政策要求的具體化。
（二）調整市場監管的重點
《規劃》突出了市場監管的核心職能，即與市場競爭機制關系最為密切的維護市場秩序的主要職責。《規劃》提出了監管重點是關注各類市場主體受到國家法律的同等保護和同樣約束，保證他們在同樣的監管政策下公平競爭；關注行政機關限制競爭的行為受到嚴厲約束，通過實施競爭審查制度、加強對政府限制競爭行為的監管；重點關注壟斷行業的競爭化改革，將壟斷的范圍減少到最低程度，確保可競爭業務的公平競爭。除此之外，還重點關注經營多樣化、網絡化后的消費者利益保護，確保市場開放的成果社會分享與共贏。
（三）創新市場監管手段
《規劃》中提到了許多尊重市場規律，注重商業規則，減少人為干預的新型監管手段，令人耳目一新。例如，“簡約監管”、“智慧監管”、“審慎監管”、“互聯網思維”、“信息化手段”、“大數據應用”等，令人感到監管既貼近市場，又與市場運行保持距離。這些監管方式的創新，對維護市場機制必將產生積極的效應。
（四）破題市場監管體制改革
簡政放權，建立統一、獨立、高效的市場監管體系一直是我國政府追求的目標，從多元監管向統一監管轉變，從分散監管向綜合性監管轉變，以提高市場監管的效率，也始終是努力的方向。從《規劃》的具體內容，可以看到這種努力的成果，分散的市場監管職能在競爭政策的目標下開始得到統一，這是政府各監管機構共同努力的成效，一定程度上展現了朝著現代化市場監管體系目標努力的階段性成果。《規劃》中提出的對監管體制和機制的創新設想，也為進一步實現部門協同、社會共治，推進統一執法體制的建立創造了基礎性條件。
信息來源：工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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