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文化公園內趙佗雕塑
嘉慶《龍川縣志》中記載的龍川城池圖
客家文化公園內的“客娘”雕塑。
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秦朝統一嶺南，在南越地區置桂林、南海、象郡，征伐南越大軍主帥任囂被任命為南海尉。南海郡下設博羅、龍川、番禺等縣，趙佗被任命為龍川首任縣令。
在龍川令任上，趙佗采中原文化之精粹，納四海文明之和風，啟嶺南文化之發端，他采取“和輯百越”“漢越雜處”方針，從尊重越人風俗習慣開始，提倡漢越平等，極力安撫越族。他勸導士兵在當地生兒育女，促進漢越同化；同時，為讓南下將士在南越大地上安居樂業，他倡導“以詩禮化其民”，后人有“廣東之文始尉佗”一說。
中山大學教授李吉奎認為，趙佗帶來的人馬，使嶺南從原始氏族公社階段飛躍為封建社會，可以說，龍川設縣，起點是很高的。中原人的遷入，徹底改造了嶺南。中原移民與越人雜處，漢越通婚，為古龍川的開發注入了活力，活躍了經濟，豐富了文化，啟蒙了嶺南文化，這是嶺南劃時代的變革。
因此，南越國史專家黃淼章表示，“在龍川的6年多時間里，趙佗從一個年輕將領轉變為一個成熟的政治家。”
墾辟規劃，提升龍川地區生產技術
從后人的各種記述和考古發現來看，趙佗在龍川的6年里，采取一系列積極的政治、經濟、文化措施，設置政區、移民實邊、開墾山林、修筑城池、興教辦學、推廣中原文化，做了許多開拓性工作，使古龍川成為南越國的一個先進地區，并帶動整個東江流域的開發。
在先秦和秦漢時期，黃河流域、長江流域都已進入青銅器時代，相繼建立夏、商、周，并形成春秋戰國時期。在漫長的時代變遷中，處于珠江流域的南越族形成了自己的文化萌芽，在衣、食、住、行等人類生活中的重要方面，均對中華民族文化有重要的貢獻。古越族是用木棉、芭蕉、竹子等植物纖維織布的發明者；在飲食方面，古越族“飯稻羹魚”，是栽種稻谷（早稻、水稻）的先行者；在居住方面，古越族是“干欄式”住房的創造者；在交通方面，古越族是舟船的初創者。
但是，與同一時期的先進的中原文明相比，嶺南仍屬“新造未集”的階段，仍被中原人視為“斷發紋身”不開化的南蠻之地。據考古資料證明，直到秦平嶺南前，這里還是處在一種原始的世襲軍事酋長制階段，只有部分地區進入階級社會，但仍不是較發達的奴隸社會。
秦始皇平定嶺南后，嶺南開始在趙佗的帶動下進入封建社會。從趙佗之治龍川至趙佗卒年（漢武帝建元四年即公元前137年）止，將近百年的時間里，嶺南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正是在這一時期接近或趕上中原地區。
作為龍川縣令，趙佗帶領著民眾篳路藍縷，開墾田地，發展生產。作為趙佗在龍川六年的“政績”概述，唐朝龍川人韋昌明在其作品《越王井記》用“草木漸包，墾辟定規制”來描述；中山大學教授、著名史地學家司徒尚紀用了“移民實邊、規劃墾辟、修筑城池”十二個字來概括。
趙佗從中原南下駐足的第一站龍川，是趙佗的“興王之地”，也是他開發嶺南、播種中原文化的“試驗田”。在發展龍川經濟方面，趙佗最重要的是“墾辟定規制”。秦朝前，越人刀耕火種，生產力水平低。平定嶺南后，引進中原先進生產技術，尤其是鐵器工具的使用，使開墾荒地、興修水利、深耕細作得到推行。而趙佗，無疑是這些先進技術推廣的發起者和組織者。
考古發現，在兩廣地區的廣州、平樂和貴縣等地的南越國時期墓葬中， 有許多鐵制的生產工具和其他用具， 計有鏵、鐳、鋤、鐮、斧、鑿、爐、劍戟、矛、匕刀等， 數量頗多且種類豐富，其形式特征與中原基本相同，專家認為，由此可見趙佗對百越之地進行了頗多的技術引進，諸多史料和考古都顯示趙佗對南越的生產發展有很大的促進作用。
市博物館原館長黃東從1999年在紫金黃塘鎮搶救發掘的東漢古墓中出土的陶鼎、陶屋等珍貴文物中發現，兩件陶屋是典型的客家先民住宅，內有小院，院內有幾條小豬及豬槽模型，是農業大發展和豐收景象的反映，也是古龍川生產力水平提高的重要標志，與趙佗任龍川縣令時大力發展生產力密切相關。
龍川地下水豐富，趙佗令鑿井以灌田。《全唐文》稱，“井圍二丈，深五丈，雖當亢旱，萬人汲之不竭”。打井是為一項水利工程，而且是從北方引進的一項技術。司徒尚紀稱：“這恐怕是嶺南打井的最早記錄。”越王井歷二千余年滄桑，至今仍水涌不絕。唐朝李吉甫說：“自漢至今，以為尉佗之遺澤云。”
2008年2月，在龍川縣建縣2222年“客家古邑·人文龍川”理論研討會上，南越王宮博物館籌建處副主任陳偉漢鄭重地提到了龍川縣出土的17件與趙佗直接相關的南越國陶器。“這批陶器，正是趙佗在龍川６年的時代物證。”陳偉漢斷定。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中，龍川縣博物館征集了17件風格類似、年代相近的陶器文物。這些文物，大部分在佗城中學附近出土，有幾件分別出土于黃布鎮、紫市鎮。
這些陶器，有甕、罐、碗等，器身紋飾有水波紋、弦紋、米字紋等，紋樣流暢自然，動感十足。
在廣州，考古專家已挖掘出近千座南越國臣民的墓葬；在廣西湘桂走廊的平樂縣銀山嶺發現有百座秦到南越國戍邊士卒的古墓，在這些墓葬中發現的陶器，其器形、紋飾、器身大小，都與龍川發現的這些陶器基本相同。
在西漢南越王博物館的主體陳列大樓里，與各種精美玉器、青銅器等陳列一館的，就有一批與龍川發現的這10多件南越國陶器風格極其相類似的陶器。經過仔細對比，陳偉漢等專家確認，在佗城、黃布、紫市等幾個地點發現的秦代陶器，是趙佗治龍川6年的歷史物證，是目前所見，佗城最重要的和趙佗有直接關聯的文物。
“龍川出土的這批器物，從類型學上所揭示的器物特征，屬于米字紋陶中期的類型，時間約在戰國末期至秦到南越國初期，也就是趙佗隨軍進入嶺南到任龍川縣令、經略龍川的這段時間內。”（陳偉漢、曾波強《龍川縣出土的陶器與趙佗城相關問題探討》）
移民實邊，最早的客家先民
越地初開，人口稀少，社會經濟落后，需增加人口，發展生產，穩定社會，鞏固政權。此前，跟隨屠睢、任囂、趙佗，南越之地曾來過幾大批中土人士，《淮南子·人間訓》“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為五軍”；《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載：“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南攻百越……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秦朝廷“發諸嘗逋亡人、贅婿、賈人略取陸染地，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這其中有一大部分是商人。第二年，秦又“適治獄不直者”筑長城、戍南越地（《史記·秦始皇本紀》）。考古學者在今湖南、江西及兩廣地區均發現了一定數量的秦遺物、遺址和墓葬，成為當年秦南戍五嶺、進軍嶺南的見證。
隨任囂、趙佗南下的秦軍，留在南越鎮守郡治和邊關要塞、屯墾戍邊，大多是單身漢，跟還沒和他們產生感情的越女成婚頗為不易。史書記載，陳勝、吳廣起義前一年，趙佗“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秦皇可其萬五千人”，其他娶不上老婆的，“皆家于越”。出現這支有組織的女性移民隊伍，在嶺南歷史上尚屬首次，對推動漢越民族血緣交流和融合起到了重要作用。至于這些女子是否全部到了嶺南，不得而知。但此事說明，趙佗非常重視龍川地區的開發。
廣東著名考古專家麥英豪認為，趙佗最大的成功在于：第一，尊重當地民族的風俗習慣；第二，任用當地少數民族首領當他南越王國的大官；第三，提倡漢越通婚，自己的子孫都和當地越人首領的女兒通婚。
2220多年后，第23屆世客會會旗交接儀式上，那首感動數千名來自世界各地的客屬鄉親們的大型史詩式交響樂——《客娘頌》，所紀念的，正是這15000多名女子。
關于這些秦代“謫遣戍”之民，是否可以確認一部分為客家先民，2010年4月下旬召開的“趙佗與客家文化”學術研討會上，大多學者認為，秦代“謫遣戍”之民確有一部分可視為客家先民。中山大學人類學系教授楊鶴書認為，“客家人的來源也是多元的，同樣存在同源異流和異源合流的形式，最終形成客家人。”他引韋昌明《越井記》一文為例證：“秦徙中縣之民于南方三郡，使與百粵雜處，而龍（川）有中縣之民四家，昌明祖以陜中人來此，已三十五代矣。”以文化人類學田野調查訪談法之年代計算法，一代以25年計，35代計為875年左右。從唐代上溯800多年正是秦朝時期。這支中縣之民，正是客家先民。他認為，作為嶺南有史記載的首任龍川縣令，趙佗倡導的“和輯（集）百越”和“以越雜處”的政策，在統一治理嶺南和最早的一支客家先民形成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廣州一帶的秦軍民與當地古越族，主要是壯、侗語族的一些分支融合為廣府人的先民。而龍川、東江一帶與百越族，主要是苗、瑤語族的另一些分支融合，成為客家先民的一部分。
韶關學院客家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曾漢祥認為，廣東是幾千年來中原移民的主要目的地，也是中國海外移民的主要出發地之一。廣東省的三大民系：廣府人、潮汕人和客家人，其主體都是中原的移民，不過是到達廣東的時間有所不同而已。包括河源在內，在廣東移民史上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河源在客家移民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秦朝這次移民，任囂、趙佗所率領的幾十萬大軍可以說是廣東省第一批中原移民，因為他們駐防和管轄的范圍主要在今珠江三角洲、東江流域和粵東沿海一帶，可以說他們就是現在的廣府人、潮汕人和客家人三大民系最早的先民。
這些新移民，帶來了中原地區先進的經濟、文化、軍事、政治、思想、農業、冶鐵業、手工業技術等，與南越人一起開發龍川，傳播中原文化，融合當地文明，極大地促進了當地文明進步和經濟發展。
民族融合，推動嶺南社會經濟迅速發展
與移民實邊相輔相成的是，趙佗推行漢越通婚，促進民族融合。趙佗在龍川“下車伊始”，就面對著一個嚴峻的問題：以堅兵利器平定并留守嶺南鎮守縣治和邊關要塞，屯墾戍邊的秦軍，同“好相攻擊”的當地越人存在很深的隔閡，沖突時有發生。
秦始皇用軍事征服了南越，卻尚未奪取人心。深圳博物館前館長黃崇岳介紹，趙佗身為秦龍川縣令，深入越族地區，了解越人風俗民情，總結了歷史經驗，稱王之后采取“和輯百越”的民族融合和民族自治政策。從軍事、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上全面推動漢民族與南越族融合，促進了南越族主體的漢化，南越族及其后裔自然成為中華民族大家庭的成員。
中山大學民族學原教研室主任楊鶴書認為，東江的蠻夷早已自然同化（融合）到客家先民中。這種友善、親和少數民族的傳統，也一直為其后客家先民及其后裔所繼承，宋以后表現于東江客家先民及其后裔與畬族之間的關系，所謂“有畬必有客”。
在龍川，趙佗推行秦王朝的行政管理制度、傳播中原文明，并在治理龍川經驗的基礎上，苦心經營疆域更大的南越國。
張榮芳、黃淼章、陳偉漢等南越國史研究專家認為，趙佗使嶺南社會形態從原始社會的分散的部落統治，跨過奴隸社會而直接進入文明發達的封建社會。趙佗之治南越，大大推動了嶺南經濟社會和文化的迅速發展。
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卷三十七說：“泿水又逕博羅縣，西界龍川，左思所謂目龍川而帶坰者也。趙佗乘此縣而跨據南越矣。”在龍川令任上，趙佗得到了相當程度的政治歷練。任囂慧眼獨鐘，在秦亡之際，讓趙佗臨危受命，最終成為南越國主，使嶺南在戰亂年代獲得難能可貴的和平，繼續發展。
（轉載 2022年3月20日 河源日報河源史志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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