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傅霖（攝于1910年）
■徐傅霖信札
■客家文化公園內的徐傅霖塑像 馮曉銘 攝
抗戰(zhàn)烽火中，正處于從政黃金年齡的徐傅霖，辭官在野十年，處江湖之遠，卻依然不忘國憂：或四處奔走為抗戰(zhàn)募款，或辦報刊為國家和民族命運呼號，斷然拒絕出任汪偽政權廣東省省長，后在赴新加坡呼吁華僑參軍助餉時遭日軍搜捕，困居閣樓4年，直到日軍投降，才得以脫身……
人物檔案
徐傅霖（1879年—1958年），字夢巖，筆名半梅、莊周，河源市和平縣下車烏虎永興圍人，性剛介，善辭令，風骨奇?zhèn)ィ缒戤厴I(yè)于日本早稻田大學，獲法學博士學位，系中國同盟會成員、著名愛國人士；一生堅持共和，反對帝制，清操可佩，是中華民國第一屆、第三屆國會眾議院議員，第一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曾任南方護法政府大理院院長、司法部部長等；著有《中國法制史》等。
1931年，“九·一八”事變起，日寇侵華日急，國家外患重重，徐傅霖即南下抵滬，住在威海衛(wèi)路中社與當時在野的名流籌商政府御侮大計，大家公推他起草建議給當時的中央政府，并同許將共赴國難。
1932年，“一·二八”事變爆發(fā)，居于上海的徐傅霖雖是一介書生，卻不顧個人安危，在戰(zhàn)事中奔走盡力。他與溫宗堯等人協(xié)助政府，飛芻挽粟，救死扶傷，設民間勤務于廣肇公濟會，配合馮玉祥等人動員社會各界支持十九路軍保家衛(wèi)國。此戰(zhàn)，鏊兵33天，日寇終未得逞其目的。停戰(zhàn)后，徐傅霖與溫宗堯、熊希齡、諸輔成、彭允彝等，共組國難救濟會，編印國難救濟半月刊。
同年4月29日，日軍占領上海后，在上海虹口公園閱兵，朝鮮義士尹奉吉擲炮彈，炸傷了日本陸軍司令官白川、公使重光，被緝捕甚急，徐傅霖將尹收容于寓所進行掩護（徐祥富《徐傅霖先生》，載《河源文史資料 第16輯》）。
這年10月，久未能承歡高堂老母膝下的徐傅霖，趕回和平老家，為母親慶賀81歲大壽。12月，他返抵上海處理會務。
1933年，徐傅霖在處理會務之余，利用閑暇時光，整理自己的存稿，進行著述。
這年，陳炯明病逝于香港，身后蕭條，“妾與馬俱無……酒與琴未有”“論公身后之蕭條，真是令人欲哭”（徐傅霖《陳競存先生擇葬惠州西湖募捐啟》），為他主辦喪事者擬運棺歸葬惠州西湖之濱，所費不貲，財力不及，求助于陳炯明的生前友人。徐傅霖特地為陳炯明發(fā)起募捐，使之歸葬惠州西湖豐山。陳炯明是有爭議的人物，徐傅霖也知道這一點，但不為老友辯解，將所要說的話，都化成一副挽聯(lián)：“文則政治如何，武則軍事如何，為罪為功，自有千秋信史；翁以憂國而死，兒以殉父而死，能忠能孝，同流百世芳名。”
1934年，張君勱邀請徐傅霖等參與組建國家社會黨，1934年10月，在天津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會，徐任副主席，主辦《國家社會報》，兼任社長。
徐傅霖從事司法工作期間，因風骨崚嶒、耿介剛直，推問縝密，判事審慎，克己崇法，人皆悅服，有“包拯”“海瑞”之稱，因此，幾任掌粵長官到任后，邀請他出任廣東高等法院院長及其他職務，但他都不愿出仕。
1934年和1935年，徐傅霖在廣州與張君勱、張東蓀、陳玉崑創(chuàng)辦學海書院。其時，陳濟棠主粵，曾一再商請徐出任廣東高等法院院長，未就。
1936年，黃慕松回粵主政，接任后輕車簡從前去謁見徐傅霖，商談治粵方針，并請徐出任高等法院院長，徐傅霖再次婉拒。
1937年，吳鐵城主粵政，下車伊始，即前往拜會徐傅霖，親持聘書，請他出任高等顧問，徐傅霖謙辭，于次日回訪吳鐵城，返還聘書。
這幾年，日本侵華的鐵蹄聲愈來愈近，曾留學日本的徐傅霖對此極為關注。“七七事變”“八·一三”期間，寓居上海的他怒發(fā)沖冠，以個人名義上書當時的中央政府，強調容忍已至最大限度，不能再事妥協(xié)，條分縷析。時人評論：“先生十年來雖不居官，而謀國之忠，向不居人后也。”
1938年，抗戰(zhàn)軍興，當時的各民主黨派一致團結對外，時國民政府設國民參政會，徐傅霖被推為第一屆參政員，帶著兒子炳堃，由穗乘粵漢火車赴漢口出席。
是年十月，日寇從大亞灣登陸，惠城、廣州相繼淪陷，徐傅霖避居澳門，到處走訪，并撰文呼吁海外僑胞協(xié)助政府長期抗戰(zhàn)。他在香港發(fā)動惠屬同鄉(xiāng)會勸募救濟，與著名愛國僑領陳嘉庚領導的“南洋籌賑會”、黃伯才領導的“南洋惠屬救鄉(xiāng)委員會”聯(lián)系，得到積極響應，募捐到了大批款項和物資救濟難民，并派出代表團返鄉(xiāng)調查。
1939年，徐傅霖到香港創(chuàng)辦《國家社會報》。是年，徐傅霖胞兄雨三公逝世，因抗戰(zhàn)大業(yè)所系，他未能前往奔喪，只能天涯灑涕以祭。
1940年2月，日本人神田正雄博士拿著日本首相近衛(wèi)文磨的信函，婉請徐傅霖出任汪偽政府廣東省省長，并以扇面求徐傅霖題字。徐傅霖作色曰：“余手無寸鐵，日本何須借重？”神田曰：“君名滿中國，可謂領袖人物。”徐笑答：“余以抗日著名，能降日乎？”神田慚退。翌日，徐傅霖書兩絕于扇面：
東鄰有女久窺臣，道是徐公美果真。愿與結成秦晉好，自傷髭發(fā)白如銀。
老夫少婦本非宜，況我糟糠尚有妻。見說外黃多贅婿，長為奴役不能辭。
過了幾天，神田復訪徐傅霖寓所，見了扇面，滿臉通紅而出。當時的香港不少報紙報道了此事，有標題曰：“城北徐公，大義凜然。”
是年11月，徐傅霖由香港乘輪船至新加坡，呼吁當?shù)貎S胞參軍助餉，應者云集。不料，形勢急轉直下，不到一個月，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新加坡陷落，日軍得其政府訓令，知徐傅霖正在星島，搜捕甚急。幸得當?shù)厝A僑領袖全力掩護，他才得以脫險，此后一直困居狹窄的閣樓之中，足不下樓四載有余，形同坐牢，93歲的老母親壽終于和平鄉(xiāng)間時，他也不能回鄉(xiāng)奔喪。
1945年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徐傅霖終于得以重見天日，并在英國政府幫助下，搭乘英國軍用機，與英國高級軍官及外籍新聞記者多名，結伴離星，飛吉隆坡、檳榔嶼、棉蘭、巨港、椰加達、萬隆、泗水、帝汶，再飛回新德里、加爾各答、曼谷、百囊奔、西貢、河內、海防到達香港，再由港飛渝。得到徐傅霖平安歸國的消息，國民政府慰問備至，國家社會黨留渝同仁亦聯(lián)歡祝賀。不久，徐傅霖再由渝飛滬處理事務，12月赴港。
1946年1月，徐傅霖應邀出席政治協(xié)商會議，與各黨派代表及社會賢達共商國是，并協(xié)助張君勱起草憲法修正案。同年4月，草案大體審議完成，徐傅霖回滬轉港處理黨務。
同年8月，徐傅霖忽患小腸疝氣，由醫(yī)學博士李其芳診治，認為應予手術，正準備手術日期時，收到蔣介石的信函，邀請他赴四川，并附上一張定了日期的飛機票，徐傅霖便改以保守治療后赴渝。是年，徐傅霖當選為制憲國大代表。
抗戰(zhàn)勝利后，中國國家社會黨與伍憲子等所主持之中國民主憲政黨合并，改稱中國民主社會黨，徐傅霖被選為中央常務委員兼宣傳部部長。
1947年，徐傅霖出任為憲政實施促進委員會副會長、國民政府委員、行憲第一屆國大代表；8月，由京赴滬，出席中國民主社會黨第一次全國黨員代表大會，仍膺選中央常務委員兼宣傳部部長。是年，國民政府授勛，徐傅霖獲一等云麾勛章。
1948年，中國民主社會黨中央總部設壽堂于南京中央飯店，為徐傅霖慶祝70歲壽辰。蔣介石送來一幅“壽”字中堂，來祝壽者達千人之多。
1949年春，徐傅霖飛抵北平，應李宗仁之邀商討國是。不久，廣東省政府主席薛岳聘徐傅霖為高等顧問。10月，廣州解放，徐傅霖遷居香港。
1950年春，陳誠在臺灣“組閣”，出掌“行政院”，蔣介石復職“總統(tǒng)”視事。蔣沒忘記徐傅霖，發(fā)函邀請，徐于5月間乘船赴臺。當徐傅霖所乘之船抵達基隆，“政府首長”、政界名流、報刊通訊各界人士前往歡迎的不下500余人，盛況空前。
到了臺灣后，徐傅霖曾任《民主中國》（半月刊）發(fā)行人。是年，任中國民主社會黨代理主席，主持黨務。他以在野黨領袖身份與當政者爭是非、辨善惡，絕不阿附，以是直聲動天下。有人恨他“疏慢可憎”，更多的人認為他似魏征“嫵媚可愛”。
對前次競選，徐傅霖并不在意選舉結果，他“明知不可為而為之，但以開民主競選之風氣耳。”競選大會會場，唱票第一聲，便是徐傅霖的名字，全場掌聲雷動。
幾年后，民社黨員魏晉在給徐傅霖慶祝76歲的壽詩中寫到：“天下紛爭未解兵，老懷猶是系蒼生。文章早已推宗伯，朝野今尤重主盟，酒泛挑觴春晝永，花扶藜杖晚風晴。堂堂大選開新運，聽取唱名第一聲。”
1955年，中國民主社會黨于臺北召開第二次全國黨員代表大會，一致票選徐傅霖為主席。
1958年1月12日下午6時20分，徐傅霖病逝于臺北，享壽80歲。各機關、團體代表1000多人前往致祭。挽聯(lián)、祭幛等500余副。
河源赴臺聞人亦有挽聯(lián)，徐蕙儀挽：“治世展經(jīng)綸，動靜皆能存正氣；大名足千古，鄉(xiāng)邦爭頌有完人”；黃麟書挽：“與漢仰良平，拱座星辰驚隕落；渡江少琨逖，同舟風雨念艱難”。徐、黃二人的挽聯(lián)，代表了鄉(xiāng)人對徐傅霖人格魅力的贊頌。
徐傅霖長年在外，對家鄉(xiāng)念念在茲。他于民國五年至八年（1916年—1919年）在廣州與惠州同鄉(xiāng)賢達，合力建成惠州會館（時和平、河源、龍川等地俱為惠州十屬之一）。會館建筑雄偉，館門前有八根石柱，橫額“惠州會館”金字招牌很是引人注目。但1921年起，長期成為駐軍之地。
徐傅霖在北平居住最久，平時有空，經(jīng)常驅車到北平城南草廠七條胡同惠州會館訪問，與同鄉(xiāng)話舊。逢年節(jié)尤其是舊歷新年時，他必一早就到會館參加團拜。1935年、1936年時，徐傅霖曾與時任上海市政府警察局主任秘書的惠州人蘇理平籌建上海市惠州同鄉(xiāng)會，可惜不久抗戰(zhàn)爆發(fā)，未能成立；后來，又在重慶、南京欲籌建惠州同鄉(xiāng)會，因抗戰(zhàn)、內戰(zhàn)諸因不克有成。1949年流寓臺灣后，徐傅霖與河源曾西盛、李悅義、潘衍興，龍川黃麟書及潘克、周昭瓊等同鄉(xiāng)，同心合力建立了臺北市惠州同鄉(xiāng)會。
徐傅霖個性雖清剛耿介，“望之儼然”“逢大事、決大策，剛勁之氣沛然溢乎四座”，但平時卻是“接之也溫”，煦煦如也，笑靨常開。他常勸訓后輩“白日莫空過，青春不再來”，要多讀傳統(tǒng)經(jīng)典，“常言名教中有至樂，不可盡廢而專襲西人之皮毛”。
徐夫人何桂珍，是邑庠生何章生長女，和平下車鎮(zhèn)楊梅塘村人。晚歲禮佛，樂善好施。養(yǎng)子炳榮早故，生子炳堃隨侍在側，是日本東京商科大學研究生，曾任臺灣“行政院”經(jīng)濟專員；女兒添蘭，幼年立志終生不嫁，隨侍母親居鄉(xiāng)禮佛；有孫八人。
徐傅霖著有《中國法制史》《刑事訴訟法》《夢巖詩文集》。
（本文參考資料：《徐夢巖先生榮哀錄》《惠州同鄉(xiāng)總會三十周年紀念特刊（1978年）》）
（轉載 2020年9月6日 河源日報河源文史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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