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楚
1949年6月1日，閩粵贛邊縱第一支隊司令部下發給李楚的派令。
3月1日，記者來到李楚家里時，他已穿好了正裝，端端正正地坐在窗前。握手時，老先生的手溫暖有力，這真不像已逾百歲的老人。
李楚（筆名郭薇）生于1918年，今年已102歲。他經歷了中國近代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現在源城上城城腳下的家中安度晚年。
以下是李楚老人的口述實錄。
一
不屈的中華精神 引導我走上革命道路
1918年10月21日，我出生在興寧縣（今興寧市）新陂區茶塘村下長嶺圍龍屋的一個貧農家庭。在我之上，還有兩個姐姐和已經結婚了的哥哥。我家很窮，窮得吃番薯芋頭度日，二姐夭折于襁褓之中。食物嚴重缺乏之下，初生的我越來越瘦，疾病纏身。母親怕我也步二姐后塵，萬般無奈之下，抱著我到福慶寺拜觀音娘娘為干娘。1920年春節，父親賭博輸了很多錢，全家人的負擔都壓在母親肩上，她只好進城靠挑擔換點錢養家，但這哪夠全家5口人的口糧呢？剛出生不久的小妹也夭折了。
1920年4月，舅表嫂鳳姐告訴我父母，說上嶺村逢源當有個族叔在興寧縣城鹽鋪街開有祥泰布號，生活過得很好，希望抱養一個兒子。于是，在家人萬般不舍之下，還不滿2周歲的我被送到書香門第的李祥泰家里，過上了衣食無憂的生活。
1932年1月28日，淞滬抗戰在上海打響。我非常崇拜蔣光鼐、蔡廷鍇指揮的第十九路軍，連他們發出的全國通電都能背下來：“光鼐等分屬軍人，唯知正式防御，捍國守土，是其天職，尺地寸土，不能放棄……”這使當時14歲的我在精神上得到莫大的安慰和鼓舞。
“九·一八”事變和“一·二八”事變，使我投向抗日救亡運動的激流中，喚醒了我的民族意識，我在追求愛國之路了。
我的堂兄李戈倫14歲時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1927年“八月起義”暴動，奪取了興寧縣城，他對我的人生影響非常深遠。李戈倫在1929年回到家鄉，在鄉共青團支部任支部書記，在我就讀的世馨十校代課，講了孫悟空大鬧天宮的故事，講了“五卅慘案”“濟南慘案”和大革命時期李大釗、蔡和森、惲代英等先烈的故事，還學會了當時禁唱的《國民革命歌》《英勇的紅軍》等革命歌曲。這些為我日后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二
第一次任務：送密信到老隆
1939年，在抗日戰火之中，國民黨頑固派挑起了反共逆流，波及到了華南。
同年12月17日，我接到中共興寧區委書記陳季欽的通知：到永泰關競新布廠（中共興寧區委機關駐地）有事商量。
到了那里，區委書記跟我說，區委決定派我步行60公里送加急密信到老隆，明天黎明就出發，要在入夜不久方可進入老隆，后天又要趕回興城。我很愉快地接受了這個任務。區委書記對我說這次任務非常艱巨，要特別小心。又問，“你一個人走害怕嗎？”我挺起胸膛堅決地回答：“這是鍛煉的好機會，我是一個共產黨員，年輕人就應該在革命實踐中多多鍛煉。”18日出發前，區委書記給我一份加急密信，反復叮囑：“這是特殊任務，要絕對保守秘密。如果有人問你，你就說到華城樂育中學會晤族弟李湘粦。”他還介紹了公路沿途的情況和注意事項，然后一再強調要全力以赴，不管困難和危險多大都要克服，不惜任何代價都要堅決完成任務，這份加急密信堅決不能落入敵人的手里。
為了瞞過敵人，我穿上草鞋戴著竹笠，裝扮成到老隆賣貨的小販，東方剛泛起了魚肚白就趕緊起床。邁步西行，走過牛屎坳，到了嶺西，看著太陽快下山了，我沒有到過老隆，又沒有手表，就問路邊茶店主人老隆離這里多遠，回答說不到3公里。我想，不能太早進入老隆，喝喝茶再走也不遲。可是沒想到這店主人說的里程不準確，此處離老隆近10公里，我只好加快步伐摸黑趕路，夜里8時多才到達老隆中山街青年書店。
老隆中山街青年書店是中共東江特委聯絡點之一。到門口時，我機警地朝四周看，沒發現可疑的人，就進入店內，按照黨組織指定的聯絡暗號見到了侯向明同志。他看到報社給青年書店的條子非常高興，把我領到樓上休息，然后我才說明來意，把加急密信交給他。
晚餐后，有位和我差不多年紀的女子拿了生姜煮的熱水給我洗腳，發現我雙腳起了泡，就用生油、針線幫我挑血泡。我向她表示感謝，她說：“為了實現共同理想，戰友之間應該相互支持。”
次日天剛破曉，我被叫醒了，街道上黑黝黝冷清清的。和侯向明同志握手道別后，在黎明的霞光中，我走出了老隆。直到現在，我也不知道密信里寫的是什么。
三
在《大眾報》任宣傳干事的日子
1946年11月內戰爆發，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按照黨中央關于南方武裝斗爭的指示，做出全面恢復武裝斗爭的決定。1947年，根據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決定，為適應斗爭形勢的需要，建立和發展粵贛邊區革命根據地，統一整個九連地區領導，撤銷中共九連山臨時工作委員會，成立中共九連地區工作委員會（簡稱中共九連工委），正式恢復武裝斗爭。
1947年9月1日，我和劉云按中共九連工委書記嚴尚民的指示，到和東地區工作。我們隨同陳桂友從河源船塘的李田蘇圍出發，經和平古寨的老楊坑、綠湖，接著隨劉進隊（中隊長劉進，指導員黃柱昌，戰士40多人）一起行軍，順利到達河坑，見到了中共九連工委常委兼中共和東區分工委書記黃乾（魏南金）、副書記林鏡秋。9月4日，和東濟南隊（番號為和平人民義勇隊，林鏡秋兼大隊長和政委）集中。林鏡秋代表中共和東區分工委宣布，為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成立和東總隊政訓室，林鏡秋兼主任，組織干事陳榮章，宣傳干事李楚，群運干事李群，武工干事駱驍（駱仰文），財糧干事黃懷章。分工委交給我的任務，是辦好《大眾報》和干部訓練班。
中共和東區分工委根據中共中央香港分局關于“實行小搞，準備大搞”的方針，從反抗三征（征兵、征糧、征稅）、破倉分糧、建立反蔣統一戰線做起，在群眾中發展武裝斗爭，擴大隊伍。經過半年的艱苦創建和連續作戰，到1947年6月間，游擊隊發展到200多人，以水西為中心，活動范圍包括和平縣的古寨、彭寨、林寨、東水、貝墩、長塘、下車、優勝，龍川縣的北部、中部，興寧縣的北部及江西省尋鄔縣南部等粵贛邊區。
為了適應革命形勢的發展，宣傳黨的方針政策，擴大黨的影響，組織群眾，進一步鞏固游擊區和發展武裝斗爭，中共和東區分工委決定出版《大眾報》(代號“洞庭湖”)。當時報社工作人員有：我負責編輯和日常工作，陳輝麟、黃若橙（黃星光）負責刻寫，楊觀峰、熊漢中負責油印，陳碧霞（女）負責發行，還有年僅11歲的小勤務員尤文彬，50多歲的“老黃牛”黃烈負責管生活和挑印刷器材。在中共和東區分工委的領導下，克服了種種困難，經過一番籌備，從敵占區收購一批紙張、油印器材，一份油印小報《大眾報》創刊號便于1947年9月15日誕生了。
《大眾報》是中共和東區分工委的機關報，是一份四開兩版的不定期的油印小報，形式多樣，印刷清新，字體精巧、美觀，主要內容是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全國解放戰爭形勢，以及九連地區部隊動態，還有一些宣傳鼓動性短文、大眾詩歌、快板等，報社隨部隊活動。
那時，《大眾報》直接由林鏡秋領導，許多社論和重要評論均由他根據當時革命形勢和工作重心親自撰寫，影響較大，是中共和東區分工委進行革命宣傳的喉舌。
為適應艱苦斗爭環境，報社的工具非常簡單，2塊鋼板、2支解筆和三角尺、蠟紙、膠刷、印油等，裝入一個油筒，隨軍行動，攜帶方便，印刷快捷，由于同志們認真鉆研，掌握技術，一張蠟紙可印七八百份，最多的可印到1200多份，每期版頭均紅色套印，全版有時由紅、黃、黑三色套印。
報社除出版《大眾報》外，還經常刻印《大眾電訊》，轉載新華社消息，使廣大軍民在敵后游擊區聽到黨中央的聲音，此外還配合政治任務編印了一些活頁和小冊子，特別是將中共九連工委秘密電臺收錄的黨中央重要文件、中央領導人的重要講話或文章及時翻印，廣為傳播，極大地鼓舞了全體軍民的斗志，堅定了勝利的信心。
中共九連工委十分關心《大眾報》的工作，嚴尚民常在來信中提出對報紙宣傳的意見，黃乾更是經常指導報紙的宣傳工作。黃乾常來給我們講斗爭形勢，講萬里長征的故事，講革命的前途，講報社工作的意義……這使年輕的新戰士增添了不少力量。
游擊戰爭的生活艱苦而又緊張，敵人經常“掃蕩”，報社也隨著部隊而轉移。我們走的盡是些荒山野嶺、偏僻小道，為了與敵人周旋，甚至每晝夜都要轉移幾個山頭，避開敵人進攻的鋒芒，使敵人撲空。當行軍到達目的地，我們經常就在離敵人僅有幾公里的村子或山寨里出版報紙。報社工作人員不顧疲勞，立即投入緊張的工作，刻寫的刻寫，印刷的印刷，繁忙而又愉快地工作著。雖然環境艱苦，設備簡陋，但為了盡快傳達各地新聞，同志們熬通宵趕印報紙。報紙一出版，除一部分在連隊分發供戰士閱讀，大部分則通過地方黨和群運組、武工隊秘密在社會上散發，許多地下黨員和革命群眾冒著生命危險，把報紙貼到國民黨縣黨部、縣府門前，或寄給各自的親友，開明紳士、進步教師。
1948年元旦后，我奉命調離《大眾報》社，到中共和平縣新一區區委任宣傳委員，《大眾報》從第七期起，由楊群（楊奎章）任社長兼總編輯。同年四五月間，國民黨進行大掃蕩，我們部隊進行戰略轉移，整個和東游擊區暫時陷入敵手，《大眾報》宣告停刊。
《大眾報》在和東土地上戰斗了八九個月，給和東區和粵贛邊區全體軍民留下了永遠的記憶。
當時，人民解放戰爭形勢迅猛發展，需要大量的軍、政干部，尤其是新組建的部隊，許多干部都是新提拔的，他們不懂戰術，不會指揮作戰，因此，1947年9月至10月，和東分工委在嶂下舉辦了為期10天的軍事基層干部訓練班，我在辦好《大眾報》同時兼任政治指導員，林玉如任軍事教官，林鏡秋親自主持并講課，學員主要是各連和武工隊的軍事骨干，如凌章、蕭波中等30余人。
1947年10月中旬，在豬乸坑舉辦農干訓練班，培訓各鄉村窮人翻身團的干部和進步青年，學員有60多人。這個農干班15天內隨軍轉移了16次，步行山路400多公里。11月4日，和東分工委在嶂下舉辦青干班，主任由林鏡秋兼任，朱田光和我為政治指導員，學員多是來自各地的進步青年，少數是從部隊調來的文化教員，培訓時間30天。
四
在和平縣新一區用16兩黃金換回3條命
1948年4月中下旬，國民黨廣東省第六綏靖督察專員公署專員兼“龍（川）和（平）清剿總指揮部”少將總指揮曾舉直，親率廣東保安第五團莫秉彝營、龍和“清剿區”所屬和平的縣警隊及地主聯防武裝共700余人，進入和平，駐扎彭寨。
中共和東區分工委的應對措施是，一方面化整為零，采用敵進我退、敵駐我擾等戰術，非戰斗人員避敵主力撤出中心地區，實行外線作戰；一方面留下我（時任中共新一區工委宣傳委員兼水西鄉人民政府政治指導員）領導群眾堅持斗爭，龍川民眾自衛隊下屬韓江隊政治指導員袁若芳因病留在水西。
5月25日，我與袁若芳回到水西，路遇新一區工委油印室的楊觀峰與伍冠雄，因天下雨，臨時決定在龍潭葉屋住一晚，因為這里前后都是高山，葉屋單家獨屋。誰知國民黨保五團1000多人夜間行動，專走山間小路，其主力從彭寨馬塘前進，另兩路分別從葉坑和黃石進犯，在26日合擊水西嶂下、鹿湖、老楊坑一帶根據地，企圖圍殲我主力部隊。
26日黎明前，我和同志們匆匆吃過早飯準備上山，剛好有個老百姓要去古寨街（敵占區），為保護中央文件（如毛澤東的《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我們特地托他代買油紙。就在此時，保五團一個連從屋后一條山間小路走來，正在屋外的伍冠雄拔腿逃往對面山，敵人開槍射傷其左肩。
我們在屋里聽見槍聲和人聲，知道情況不妙。楊觀峰掏出駁殼槍要引開敵人時被射殺，葉屋被圍，我、袁若芳、和平縣新一區文工隊負責人楊洋被捕，在被改為監獄的文昌小學坐牢。任憑敵人威逼利誘，我們始終不交待部隊情況和去向。我寫了一封遺書，托出獄難友藏于鞋內帶回家中。
因為黨組織通過國民黨上層的統戰對象出面營救和我軍南下的壓力，我們3人免遭殺害。7月7日，我們被押到陽明鎮監獄。關在監獄里的前鋒班班長肖衍春，在10月的一天中午被押出去殺害了。
9月上旬的一天，我們3人聽到1948年8月7日正式成立了廣東人民解放軍粵贛邊支隊，高唱起《共產黨的隊伍真雄壯》。當時粵贛邊支隊第六團知道后，在上莞駐地一次排級以上干部開會時，政治部主任黃中強對我們進行了表揚。
監獄也是斗爭的場所，我們把關在里面的國民黨逃兵爭取了過來，和獄中難友講述革命的大好形勢，教育大家堅持斗爭到底。
東二支五戰五捷后，人民子弟兵回師九連山，陽明鎮守敵一夕數驚，草木皆兵。1949年2月上旬，中共連和縣委特派傅明、黃百煉率武工隊到附城、大壩地區活動。他們通過開明紳士、曾在十九路軍任過團長的黃漢廷帶口信給國民黨和平縣政府，要求釋放我們，以立功贖罪。偽縣長黃夢周順水推舟，乘機勒索，電告我家屬攜黃金16兩抵贖。1949年5月16日深夜，我、袁若芳、楊洋被釋放。
那時，曾天節已在老隆起義，興寧已解放。
（轉載 2020年3月29日 河源日報河源文史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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