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徐蕙儀出席廣東省婦女會第一期家政班結業典禮。
■徐蕙儀
在新一年和煦溫暖的春風之中，在全國上下同心戰“疫”之時，三八國際婦女節又來到了。
在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出身于河源上角徐屋的徐蕙儀，是原河源縣首個女留學生，也是河源婦女運動的先行者，還是關愛、保護兒童的先驅。
河源首位女留學生 回鄉教小學生
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廣東河源縣上角長塘路六角亭徐屋，新添了一個可愛的女嬰。徐屋主人徐淑孟，后出任河源縣立中學校長，還曾參與競選河源縣參議長。這位河源縣教育名流給女兒取名“蕙儀”，希望她能有蘭之德、蕙之儀。后來她的人生，果如其父所希望的那樣，流芳于后世。
徐蕙儀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她在廣東省立女子師范學校畢業后，出任惠州女子師范校長，曾任廣州市警察家屬學校校長，不久改任廣州市立女子師范舍監。1934年，28歲的徐蕙儀留學日本。1936年，徐蕙儀獲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社會學學士學位。求學期間，她親眼目睹了日本帝國主義瘋狂擴軍備戰，侵華野心昭然若揭，遂憤然返國。
1938年，學成歸國的徐蕙儀執教于廣州女中、女師。不久回到家鄉，應聘到河源中學附屬小學工作。這個時候，她的父親徐淑孟出任了河源縣立中學校長。
1938年日軍入侵華南，廣州淪陷，河源城時常受到日機轟炸。徐淑孟為保護學生安全，曾將學校遷至龍川縣廻龍鎮上課，不久又將學校遷回河源縣城。為便于學生疏散，他一度將學校改在下城崇報寺（今城市花苑）上課（《河源文史》第四輯）。
在河源縣立中學附小時，徐蕙儀一方面悉心授課，開發學生智力；一方面培養學生愛國愛鄉、自尊自強精神，愿為抗戰貢獻才智與勇力。她帶領學生們自制紙花上街義賣、募捐，所獲錢物都匯往前方慰勞抗戰將士。她在學校“領航”童子軍，經常舉辦野營活動，教學生們如何在危險的環境中自救和救人。每遇空襲之時，她常帶著學生們奔忙于硝煙之中搶救受傷民眾。
為喚起更多民眾參與抗日救亡運動，徐蕙儀帶領學生們排演相關劇目，到城鎮、東埔、木京、仙塘、義合等地演出。演得尤其好的是名劇《放下你的鞭子》，徐蕙儀親扮女主角，演得活靈活現，感染力極強，以至不少觀眾被劇情打動，哭的哭、罵的罵，還有觀眾幾乎要沖上舞臺去揍那劇中執鞭者（《殷殷慈母情 拳拳愛國心》，作者劉伯威、曾偉銘，載《源城文史資料》第二輯）。
讓女人認識國家與民族 河源婦女運動先行者
率先走出河源，成為河源第一位女留學生的徐蕙儀，深感河源婦女走出家門、多學知識的重要。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后，她出任河源縣婦女會會長。
徐蕙儀當時曾感嘆：“河源的教育特別落后，大部分人存在重男輕女的思想觀念，認為“女子無才便是德”。婦女一般都待在家里，不能入學，在河源能夠進入學校接受教育的女子真是鳳毛麟角。”
據有關資料載，1922年，在時任縣長蘇理中的支持下，河源縣辦過一所女子學校。然而，由于東江戰火經常燒至河源，女子學校只維持了一兩年。1925年，時任河源縣縣長李克成令時任教育局局長徐淑孟著手恢復女子學校，當時不到20歲的徐蕙儀受聘擔任女子學校教師。女子學校恢復辦學不到一年后，因土匪猖獗，政府無法支付學校經費而停辦。
在女子學校不到一年的執教經歷，讓徐蕙儀對當時女子接受教育的現狀有了較多了解。
“所以我國掃除文盲和普及教育問題，大半是女子教育問題。假如女子教育問題，即是女子知識技能，沒有徹底解決以前，作為社會個體組織的家庭，是沒法健全起來的。擴大來說，整個社會國家的基層組織還沒有健全以前，想要國家富強，也是很難得到實現的。”徐蕙儀在《河源縣婦女識字班試辦的經過——失學民眾補習教育實施報告》中說道。
連字都不認識，更別說要去爭取婦女權益、婦女參政議政了。徐蕙儀曾在1946年召開的“婦女與政治”問題座談會上發言時說：“我以為婦女大眾努力的動向，莫過于參加民主政治的行程，從充實自己中充實現代政治的內容，從成就自己中成就政治上的一切。”
因此，徐蕙儀從教育婦女識字入手，先讓她們提升“知識”上的認識水平。在全民抗戰的年代，婦女識字后就能盡女性最大的能力，在后方協助抗戰：“我們要動員婦女群眾參加抗戰，那么，我們更加應該激起她們對國家民族的認識，奮起她們殺敵致果的雄心。”
在徐蕙儀的倡導下，河源縣婦女會特地附設了“河源縣婦女識字班”。
徐蕙儀原擔心河源人那么“封建”，識字班不知究竟能不能招到女生，也不知能招到多少。但出乎她意料的是，報名的女子很多。這也和縣婦女會會員們不懈的努力有很大關系，她們挨家挨戶發動，并且得到很多進步青年的鼓勵，請求入學的婦女竟超過原定的招生人數，達100多人。
因為座位的限制，識字班只能收容100個婦女，分成高低兩組來教學。
徐蕙儀此舉深得河源社會各界好評。河源巨商、開明紳士繆靄棠每月給予捐助，開辦經費短期內不必發愁，河源縣社會服務處也給予了她們補助。
河源縣婦女識字班教員是由縣婦女會聘請本地知識女性義務擔任的，可以說，她們是河源最早的女性志愿者。
開辦婦女識字班 號召更多婦女為抗戰出力
河源婦女識字班，是專為解決女子教育問題開辦的，不僅工作的同志都是女性，就連教課內容，除了配合抗戰宣傳外，也多以符合女性要求為中心。各科講義為適合地方需要及婦女要求起見，由識字班規定進度計劃，交由各科教職員自編。
這些從未上過學的女子，究竟學些什么呢？例如國語科，識字班高級組所用的講義，就是戰時的文獻、抗戰論著、戰時小品及時代婦女小史等，都是教材。
為了滿足家庭婦女的要求，她們在國語科內還加上了實用的應用文和信札寫作教學；算數科分為簿據、珠算和筆算，以便于她們打理日常家庭事務。
最受婦女們歡迎的課程，是《我們的常識》。《我們的常識》分戰時的、家事的、育兒的、醫藥的，和每個人的生活結合得十分緊密，因此每一堂常識課，她們都會聚精會神地聽先生講解。
除了上述幾種必修科之外，為激發她們的愛民族愛國家的情感，識字班增加了精神講話和音樂課。精神講話，是請本地名流、地方長官訓話，音樂是教授抗戰的歌曲。
為了讓那些因為名額限制而未能報上名的女同胞有機會接受教育，識字班以舉辦“星期家庭講習會”的方式對她們進行教學。為了使每一個家庭主婦都能學到一些家事常識，識字班在每個禮拜日舉辦“星期家庭講習會”。每個星期一，識字班就把星期日教學的內容張貼出去，讓想要求學的婦女們做好準備。如下個星期日是教授裁縫的，識字班的教職工就把要用的材料一一開列出來，讓想來求學的婦女自備。到時，教師一面教裁縫技藝，一面宣講抗戰的意義和戰時的常識。
婦女們在識字班和家庭講習會學到的知識和技藝，做出來的物品，如兒童衣服、竹制日常用品，被一一分類、估價，并被陳列在縣婦女會進行售賣。這些小物品頗受人們歡迎，賣出不少。這樣一來，一方面婦女們實習經費有了著落；另一方面，因為她們做出來產品適合社會需求，生意總算過得去，大伙都很興奮，干勁也更足了。
“不出閨門”的婦女們走進抗戰將士營房補征衣
當時河源縣婦女會的有關事跡還上了報紙。1939年5月29日的《大公報》，在“各地簡訊”欄目中，報道了河源縣婦女會的“縫補運動”：
“河源縣婦女會組織之縫補隊，由主干徐蕙儀女士親自率領隊員十余人，分赴留駐某地之各部隊，為各官兵縫補衣服，工作竟日，直至薄暮，始行返會。據云，是日該隊同志得為各英勇將士補綴光榮之征衣，亦覺沾有余榮，故工作極為興奮云。”
1947年版《廣東抗戰人物志》里贊譽徐蕙儀說：“組織河源縣婦女會，領導勞軍捐獻籌募工作，獲得全縣女學生及各家庭婦女熱誠參與。”
而徐蕙儀認為，一直活在“閨女不出門”的封建思想束縛下的河源婦女，能不顧一切地到識字班學習，已是難能可貴，更想不到河源的婦女，居然會在入了識字班之后，又能夠跟著婦女會的同志，到出征軍人的駐防地——營房里，去替將士縫補征衣，代他們書寫家信，甚至能自動制作草鞋獻給將士們。
“河源婦女進步了！”在營房里，正當河源婦女們補衣時，團長笑容可掬地說。他當即捐助婦女會經費50余元，同時還即席捐贈了一座價值數十元的時鐘，掛在識字班里。
1939年7月底8月初，河源縣婦女會慰問抗戰出征軍人家屬，任該會主任干事的徐蕙儀，帶領全體會員分赴附城各鄉鎮，向出征軍人的年幼女子勉以殺敵之義，及捐贈餅餌（《香港華字日報》）。
不僅僅在河源城里，就是在附近鄉間，也開辦了婦女學校。
1939年1月，河源縣婦女會主持開辦了仙塘鄉戰時婦女民眾學校，分高、中、初3個班，學生共130余人。一年后，即1940年1月16日，該校舉行了畢業典禮。縣婦女會常務理事徐蕙儀及理事葉綺文等6人專程赴會，為畢業女生加油鼓勁（民國《河源日報》）。
這些掌握了文化與生活技能的女子，在家庭和社會中獲得的獨立感與價值感，將是她們有生之年享用不盡的財富。作為家庭主婦，作為妻子與母親，她們在一定程度上為河源子弟營造了一種積極向上的氛圍。
組織婦女參加
三八節游行
徐蕙儀熱情奔放，主張婦女解放，號召婦女不要做象牙塔一般的擺設物，要從廚房走出來，做抗日的模范。她積極發動和組織各界婦女姐妹，開展宣傳抗日救亡與防空救護常識及募捐等社會活動。
每逢三八國際婦女節，徐蕙儀就與婦女會的同志們動員所有有革命熱情的婦女參加游行。
1937年，徐蕙儀配合中共東江特委婦委干部余慧、趙學，在河源城鎮組織三八節慶祝游行活動。參加這次活動的有身份高貴的小姐太太，有普通家庭的主婦，也有年事已高的老婆婆。
在游行之前，主持慶祝大會的徐蕙儀作了一番講話，申明婦女要起來參加抗日的道理。在游行之時，她在隊伍最前面，帶頭高喊口號：“慶祝三八婦女節，要求男女平等”“大家團結起來抗日”……女性鶯聲燕語的聲音匯聚在一起，震撼了河源城。
在教學、婦運過程中，徐蕙儀的能力被河源社會各界認可。1938年9月29日，河源縣小學教員聯合會組織教師暑期訓練班的全體學員，在暑期訓練班第一教室開會，決議將“縣小學教員聯合會”擴大為“縣小學教職員聯合會”，并通過組織章程，即席選舉，選出廖維光、黃治漢、丘思禮、曾德明、廖碧泉、葉沖霄、李耀光、歐陽璋、黎品高9人為干事；江日蘭、程佩玻、徐蕙儀3人為候補干事。
民國三十三年（1944年），徐蕙儀被選為廣東省臨時參議會參議員。
徐蕙儀的工作熱情與才能，也為廣東省婦委會主任委員吳菊芳所贊賞。1940年，吳菊芳邀請她前往韶關曲江黎市，出任兒童教養院三分院院長，并負責籌辦第七兒童教養院。
為婦女爭取權益
在婦女工作實踐中，徐蕙儀有很深的感觸與思考。1947年，徐蕙儀參加完“國民大會”后，在《女公民》雜志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憲法制定以后婦運工作的新動向》的文章。在文章中，她對此次大會中婦女代表名額不足表示不滿，“此次國大婦女代表總數只得八九百名，占全數不及二十分之一。”是“婦女們吃了最大的虧”。“在男人包圍的陣線下，少數的知識婦女如何沖破得出來 ？”她希望婦女界代表能占到百分之二十，這樣，“今后只要我們全國的姊妹們知道國家已經賦予我們的權力，曉得使用和發揮自己的力量……大家團結起來，當然是可以從幾千年來的封建的牢籠里沖將出來，走上平等幸福的道路。”
徐蕙儀提出的具體改善事項為：“把向上的爭取改為向下的爭取，把廣大的婦女群眾加緊地組織起來，教她們注意政治、認識政治，指導她們行使‘四權’……勸導婦女參加自己的團體，以團體做她們的‘保姆’，為她們爭取教育的機會，培育她們就業的技能，扶助她們找尋工作崗位。而團體也以她們為力量，知識婦女應該爭取服務，獲得參政的機會。”
抗戰時期，徐蕙儀曾率第七兒童教養院的800多名兒童徒步數百里，備嘗艱辛，疏散至河源。這是一樁可歌可泣的壯舉，本報將在以后另作撰述。
1945年8月，徐蕙儀兼廣東省兒童教養總院院長。抗戰勝利后，她率院遷返廣州。1945年，她辭去廣東省兒童教養總院院長之職，執教于廣州代理私立力行中學。1947年，她移居香港，曾任香港惠州府第十屆同鄉會會長和河源縣同鄉會會長等職。她創辦了永康中學和永康小學，并擔任學校校長，為香港的教育事業作出了貢獻。
（轉載 2020年3月8日 河源日報河源文史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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